任弼时为何被誉为“中国青年的卓越导师”?
     任弼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袖。他热爱青年,关心青年,是青年的良师益友。

“以后要继续教我学刺杀技术哦”

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青年的队伍,长征时平均年龄尚不足25岁。任弼时也非常年轻,任军政委时也不到30岁。但他喜欢留胡子,显得比实际年龄老成许多。1931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前往中央苏区。江文曾是任弼时的下属,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录了初次见面的情况:

4月中旬,任弼时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组织部长。我只听说他是从党中央来的大人物,对他既感到神秘,又很敬畏。初次见面,他中等身材,双目炯炯有神,对人和蔼可亲,颇具长者风度,尤其是他嘴上留着黝黑的长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来到中央苏区,任弼时不让别人喊他首长,也不让人称他的官衔,而一律直呼其名,如果喊“胡子”,他会更高兴。久而久之,红军指战员,包括警卫员在内,统统称他为“胡子”。这种情况在红军队伍中也极为罕见。

任弼时不论对干部还是对青年战士,都虚心相待,从不摆架子。他同人谈话,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平等的态度,就是对犯了错误的人,也很少指责,而是讲清道理,指出错误所在和改正的办法。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以诚相见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刚到中央苏区不久,战士们大多不认识任弼时。有一次,任弼时让一位战士教他刺杀。那位战士教了几次,见他动作不准确,就竖眉瞪眼地批评他:“乱弹琴,像你这样还能刺倒敌人?”当他的动作稍有进步时,那战士又拍拍他的肩膀说:“不错,长进很大,照这样下去,肯定是一个模范赤卫队员!”这时,通信员跑来喊道:“请首长去开会。”那位战士才知道这个学刺杀的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脸一下涨得通红。任弼时却大笑着说:“你不仅是个模范战士,还是一个好教练员!以后要继续教我学刺杀技术哦。”

“弼时同志是我的良师”

任弼时喜欢与战士在一起,并像慈父一样关爱这些年轻的战士。肖荣昌是电讯侦察小分队的一名“红小鬼”。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任弼时同志对待同志态度温和,平易近人。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小报务员倍加爱护、循循善诱。我当时年龄很小,才15岁。尽管任弼时貌似严肃,又是中央代表,很有威信的,但我们一点儿不怕他。机要科和侦察分队的工作房是任弼时随时出入的场所,有时他来询问工作情况,有时他与我们坐一条板凳随便聊天。他常问:“敌人电台出来没有?”“听到听不到?”当侦听到一个重要情况时,他常会喊你的绰号(小名)表扬两句。我们有时困得不行,侦听时忍不住闭上眼睛打个盹,给他遇上了,就在你肩膀上轻轻一拍,当你蓦然惊醒,不好意思时,他便喊声:“小鬼,以后注意!”也就了事。

一天,肖荣昌玩枪意外走火,虽未伤人,但也吓坏了。任弼时把他叫去,和蔼地问清了情况,说:“小鬼,以后要注意呀!”没有更多的责备,事后也没有任何处理。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几十年后,肖荣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恰恰是任弼时这样的处理,使我很感动,一辈子忘不了啊!

任弼时的学识、为人、品德、精神影响了众多的年青战士。说起任弼时,许多人充满了敬重之情。

江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弼时同志平易近人,工作之余经常和我们拉家常,亲如兄长。但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一丝不苟。有一次,我把少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的文件错送到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因为两个中央局同住在一个村子里,同吃一锅饭,稍不留心就会送错。弼时同志当即对我说,文件要仔细看清后再送,工作一定要细心,同时要把收发登记制度建立起来,出了差错就好查。以后弼时同志还亲自帮助我制订了收发保管文件的制度。

江文还写道:每当我遇到困难或不懂的问题,弼时同志总是有问必答,耐心地帮助解决。因为有了弼时同志的指教,我才避免了差错,并很快熟悉和掌握了工作。以后在湘赣军区和二方面军,我都是在弼时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师生关系,弼时同志是我的良师。

“我的生命是弼时同志挽救的”

1933年5月,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从中央苏区来到湘赣苏区,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任弼时到达湘赣苏区时,正赶上“肃反”。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肃反”严重扩大化,错杀了不少好同志。任弼时对“左”倾错误有所抵制,并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保护了许多干部,其中也包括一些年轻人。

江文当时任军区无线电中队的政委。1934年5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突破永新防线向城区发动进攻,省委与军区机关紧急撤退,却没有来得及通知无线电中队。江文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带着电台与人员向城北撤退,两天后才与军区机关会合。人员没有损失,电台也保住了。这本应立功授奖,但当时却有人告他的黑状,说他“动摇,想逃跑”,保卫局也准备逮捕他。当时“肃反”已丧失了理智,无须任何证据,就可以随意杀人。

任弼时听了,非常气愤,对保卫局的负责人说:“如果江文同志真想逃跑,就不会拼死带人突围,更不会再来找我们了!我认为不应该怀疑他,起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任弼时想了想,又补充说:“此事由我处理吧。”随后,他把江文叫来,说:“我是了解你,信任你的。但有人说你的坏话,说你不可靠。在这种时候,还是采取主动为好。你马上召集电台的全体人员开个会,就说因有人怀疑,已向任政委辞去了中队政委的职务,到小电台当队长,主要作技术侦察工作,欢迎同志们的监督考察。”

江文当然明白任弼时的用心,立即按着他的指示办了。果然,保卫局没有再追究。不久,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到湘黔边界,任弼时又把江文叫去,命他继续担任无线电中队的政委。江文算来,距辞职仅有3个月。

对于这件事,江文始终不能忘怀。他称任弼时是“救命恩人”,说,“没有弼时同志,我早就见阎王了,我的生命是弼时同志挽救的。”

“他的话,拨亮我们心中的一盏灯”

任弼时非常重视发挥青年在革命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总是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民族国家兴旺发达的角度,来看待青年问题、推动青年工作、培养青年干部。他曾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强调主张办学校、办教育的问题,并亲自关心、主持全国团代会和青年工作会议。

1946年的春天,中共华东局领导委派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等几位负责青年工作的干部,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任弼时在杨家岭中央青委机关听取汇报并参加讨论会。

会议持续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中央青委的同志每隔几天都要向任弼时汇报情况。每次汇报,总感到十分亲切。他们说:“和人相见,他的脸上总是挂着慈祥、和善的笑容,热情地同你打招呼、握手,亲切地让你坐在他身旁。谈话时,他总是凝神聚目静听着你的诉说,不喜欢打断别人的发言。他习惯于倾听别人的讲话,同时边听边判断。这中间,绝无漫不经心。当你的发言结束后,他才说说他的分析、他的见解,回答你最需要回答的问题。他常用同你商量的口吻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是不是这样的?’”

任弼时敏于事而慎于言,同时也善于抓住要害。在青委同志陈述的过程中,他始终默默地倾听,认真地思索,最后缓缓地说:“你们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搞青年团?过去,在‘七大’的时候,冯文彬、李昌他们曾提议要建立青年团。那时,中央不同意,我也不同意。现在你们可以再研究一下,是否可以建立青年团。”

任弼时的意见明确了青年工作的方向,使参加讨论的同志异常兴奋。多年后,他们这样描绘自己的感触:

他的话,对我们来说真可以比做一声春雷。我们所有的青委工作人员和山东来的同志,为青年工作的现状焦虑不安,却谁也不曾想到过建团的事。原先,大家对青年工作只感到面前仿佛有重重浓雾,想求得一个新的出路,而苦于找不到。任弼时同志的话,像拨亮了我们心中的一盏灯,眼前豁然开朗。

“中国青年的卓越导师”

在筹建青年团的过程中,任弼时注意引导青年在完成党的政治任务中,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发挥作用。当土地改革运动在各解放区蓬勃展开时,任弼时责成土改工作队及农村党组织重视发动青年投入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在斗争中锻炼青年。解放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的女青年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不屈为革命献身。任弼时听到汇报后心情十分激动,立刻向毛泽东报告。第二天,毛泽东挥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全国青年树立了光辉的革命榜样。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抱病作了政治报告。那段时间,任弼时特别忙,不但亲自领导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还领导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病情加重,政治报告读到一半,就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他虽同意由大会秘书长代读,却坚持要和代表们一样坐着听完报告。与会代表无不为之感动。

在政治报告中,任弼时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青年团的历史经验,强调“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的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过去三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历次伟大的青年运动,所以获得光辉的成绩,都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他明确提出青年团的学习任务,指出,学习问题是所有一切不同职业、不同部门的青年群众的中心活动。学习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科学技术和文化;另一方面是在各种具体工作中的实际运用。他特别强调:“培养出千千万万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坚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优秀的革命后备军,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种工作岗位去,推动革命事业前进”。

任弼时的报告体现出其坚定的政治原则和较高的理论修养,也为青年团工作与中国青年运动指明了方向。

在短暂而伟大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与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团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中国青年团工作的健康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此,任弼时被誉为“中国青年的卓越导师”“中国青年运动的卓越领袖”。

来源: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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