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兴寺与褚遂良

   褚遂良在湘潭题下“大唐兴寺”手迹石刻碑额,至今犹存湘潭市博物馆。

   大唐兴寺,即位于壶山的唐兴寺。它始建于晋代,原名“石头寺”,这个名称显然是从壶山这一石头山感悟而得来的。到了唐初,被唐高宗贬来潭州的大书法加褚遂良巡视至此,浇心中块垒,为它改了今名:

   唐兴寺,旧名石塔寺,唐褚遂良因争立武氏,左迁潭州都督,常登陶公山,过石塔寺,顾瞻长安,愀然不怿,命易“石塔”为“唐兴”。        (明末刊湘潭县郭志)

   这里所说的武氏,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武则天。文中“争”,为“谏争”意,即反对的意思。说到褚遂良,他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联,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在朝廷上论及群臣时对大臣褚遂良的评价,见之于《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这也是“小鸟依人”成语的出处。我们今天对娇小而温柔的女性很喜欢使用它,殊不知它当初竟是用在了一个十分刚烈的直鲠之臣的身上。

   其年,(褚遂良)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曰,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戒,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太宗以为然。 (《旧唐书·褚遂良传》)

褚遂良这时的官职还只是一个为皇帝撰写起居注的史官,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他依然表现了忠于职守的尊严。到了太宗临终时,他以中书令之职成了两个顾命大臣中的一个:

   二十三年,太宗寝疾,召遂良及长孙无忌入卧内,谓之曰:“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忠辅佐,永保宗社。”又顾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仍命遂良草诏。  (《旧唐书·褚遂良传》)

   到了高宗朝,遂良与其他老臣见用,在关键时刻他果然挺身而出:

   六年,帝将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无忌屡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以悦其意。昭仪母杨氏复自诣无忌宅,屡加祈请。时礼部尚书许敬宗又屡申劝请,无忌尝厉色折之。帝后又召无忌、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褚遂良,谓曰:“武昭仪有令德,朕欲立为皇后,卿等以为如何?”无忌曰:“自贞观二十三年后,先朝付托遂良,望陛下问其可否。”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上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勣、于志宁、褚遂良于内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为宫中。既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勣称疾不入。无忌等至内殿。  (《通鉴纲目·唐纪·高宗》)

   将入,遂良谓无忌等曰:“上意欲废中宫,必议其事,遂良今欲陈谏,众意如何?”无忌曰:“明公必须极言,无忌请继焉。”及入,高宗难于发言,再三顾谓无忌曰:“莫大之罪,绝嗣为甚。皇后无胤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侍先帝,无愆妇德。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自此未闻有愆,恐不可废。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遂良置笏于殿陛,曰:“还陛下此笏。”仍解巾叩头流血。帝大怒,令引出。长孙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加刑。”翌日,帝谓李勣曰:“册立武昭仪之事,遂良固执不从。遂良既是受顾命大臣,事若不可,当且止也。”勣对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帝乃立昭仪为皇后,左迁遂良潭州都督。  (《旧唐书·褚遂良传》)

   武则天工于心计,为了登上权力的高峰,使尽了手法,连皇帝都出面私下贿赂。在威胁和利诱面前,各种灵魂露出了真相。长孙无忌与李勣都是前朝功臣,一持节,一逢迎,而真正起了大作用的还是那位资历稍逊的褚遂良。褚遂良在武则天尚未发达之时便洞穿了其本性,也可见其敏锐的观察力。他的努力失败了,武则天也终于一步步地向皇权走去。三十五年后,也就是武则天授元年(60年),武则天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位,褚遂良当年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褚遂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年来到潭州。当他巡视昔年陶士行驻节之处,发思古之幽情,自然更会为大唐的前途担忧,于是,提笔大书“大唐兴寺”。由此,石头寺便有了“唐兴寺”这一更为响亮的名字。褚遂良不但书品高居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书法大家之列,而且其高尚的人品更为人们世代推崇。

   褚遂良被贬潭州后的第三年,复徙桂州,不久,又左迁爱州刺史,一年后(658年)死去。他生于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寿六十三岁。又过了两年,他的两个儿子在流放中被杀。褚遂良直到中宗元年,即706年才被平反复官,德宗朝才受到追赠。

   关于褚遂良在湘潭的经历,顺治己亥刊湘潭《县志》有这样的表述:

   褚遂良,永徽中以谏立武昭仪为李勣、许敬宗所间,贬为潭州都督,尝登陶公山,游锦湾,因易石塔寺为唐兴寺。其时高宗尚存而中宗未立,公知武氏立而唐之将必败也,非如旧志所云中宗在房州时也。考公贬潭时,以乙卯九月,方二载,即丁巳八月为许敬宗、李义府诬奏,又与韩瑗、来济再贬而公得爱州,死于谪所,其去中宗迁房州时尚二十余年矣。岂李志未之详耶?然公所贻“九衢灯火”句,又何其优游乐易、和而不怨也?固当述褚公迁谪始末以额寺中,使知寺之由来久而唐室之中绝有渐也。

   褚遂良不仅为唐兴寺题了寺额,还曾题写过“惜字”匾额,惜已湮没。现已失传的《唐兴寺志》有载,在同治刊《湘乡县志》中还保留了其中的如下资料:

   褚公都督潭州时,书额“惜字”磨灭不可复识。李仁直有诗:

云蚀生蛟断,飞腾破壁奇。人归大唐后,书勒中兴时。
落日星沙远,微风湘水迟。高名余韵在,雒诵少陵诗。

褚遂良在这里题墨,后人就在这里指证了洗砚池,以纪念这位政见与书名俱佳的大贤。清人张璨,为此专写了《洗砚池赋》,其中这样说:

   泉眼波澄,珠喷玉溅。色闪青霜,光凝紫电。凝烟弱柳,蘸晓黛之一奁;照水夭桃,漱落英之千片。思疏凿于巨灵,想坤维之既奠。分勺罍于沧溟,亦面目之自旋。马胡饮而致贪,足胡濯而令贱。若斯水之高标,实昔贤之洗砚。缅有唐之再世,值大宝之旁移。羌司晨之有牝。令社稷之披离,思神器之有主。受遗寄于佳儿,虽遭扑其何畏。叩玉座以陈词,行吟去国,忧馋畏饥,恒凄情于侧理,雅托兴于隃硁糜,唯硁硁之自好,独一砚之常持。聊假日以愉乐,临流水之娱嘻。心如水而匪石,誓不磷而不淄。斥娲皇之炼补,思浴日于咸池。呜呼!名耻幸成,业非虚附。惟衾影之无惭,磨江山而永固。苟砚田之不荒,砥末流其何惧!望古人而不来,羌临池而独赋。

   唐兴寺为历代名刹,不少高僧驻锡于此,其中最有名者,当属唐代的智俨:
  (唐兴寺)元末毁,正统元年,寺僧嗣兰、宗洪复建。其后毁而复修,相沿至今。考石塔之设,有俨大师者,为云峰一支,道兼禅、律,刘禹锡铭因缘,详邑人周圣楷《楚室·祖灯集》。

   那位撰写了著名的《陋室铭》的大诗人刘禹锡,所作《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如下:

   佛法在九州间,随其方而化。中夏人之汨于荣,破荣莫若妙觉,故言禅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锐以武,摄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通者宗清凉山;南方之人剽而轻,制轻莫若威仪,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为庄严国,必有达者,与山比崇。南岳律门以律公为上首,津之后云峰证公承之,证公后湘潭俨公承之。星月丽天,珠矶同贯。

   公号智俨,曹氏子,世为郴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荤;成童在侣,独不嗜戏。其夙植囚厚者欤!生九年,乐为僧,父不能夺其志。抱经笥入岣嵝山,从名师执业,凡进品受具,开经传印,皆当时大长老。“我入明门,不住诸乘;我行觉路,径入智地。”居室方丈,名闻大千,护法大臣,多所宾礼。嗣曹王皐之镇湖南,请为人师。自是登坛莅事三十有八载,“由我得渡者万有余人”。人持宝衣,解璎珞为礼,公色受之。谓门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为应之。”凡建宝幢,修废寺,饰大像,皆极其工,应物鼓也。

   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汤沐,剃颐顶,与门人告别,即寂。而视身与色,无有坏相。呜呼!岂生能全吾真,故死不速朽,将有愿力邪?余不得而知也。问年八十二,问腊六十一。葬于寺东北隅。传律弟子中巽、道准,传经弟子圆皎、贞璨,与其徒圆静、文外、惠荣、明素、存政等,欲其师之道光且远,故咨余乞词。乃作长句偈以铭之曰:

   祝融灵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尘土,以津视俨犹孙子。登坛人师四十祀,南方学徒宗奥旨。幼无童心至儿齿,识灭形全异凡死。长沙潭西几五里,陶侃故居石头寺,门前一带湘江水。吁嗟律席之名兮,与湘流而不巳!

   在唐中叶以前,湖南佛教律门并不发达。但自津公之后,南岳在佛教律宗中便有了崇高的位置。津公登坛,约在开元至大历间。柳宗元称:“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师始修起律教,由其坛场而出者为得正法。”但是关于津公其人所留下的历史资料不多,有了刘禹锡这篇铭文,我们就知道了南岳律宗的主要发展脉络。津公之后为证公,证公即云峰寺法证,其事佛约在公元751~801年间,大概五十年,《全唐文》中有他撰的碑铭两通。云峰证公号称其徒“凡三千余人”,又从其所命而度者凡五万人。证公之后事智俨,智俨弘法先后度有万余人。智俨之后,传律弟子有中巽、道准。

   智俨大师事佛61年,寿82岁,据碑记推算,当生于唐开元二十五年,即737年,而元和十三年是818年,因此,他生活的时期为唐朝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这么六个皇帝当权的年代。他自幼便静心法门,终成正果,为湘潭的佛教文化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文化含量如此丰厚的唐兴寺,自然会为历代墨客骚人所留连,它们将自己的身世与这里发生过的历史联系起来,以诗章抒写了各自的感受。且看:

   问君何所适?薄暮逢烟水。独与不系舟,往来楚云里。
   钓鱼非一岁,终日只如此。
   日落江南桂楫迟,纤鳞百尺深可窥。
   沉钓垂饵不在得,白首沧浪空自知。(唐·孟浩然《湘南渔父》)

   一雨三秋色,萧条古刹间。无端登水阁,有处似家山。
   白日生新事,何人得暂闲?将知老僧意,未必恋松关。(唐·杜荀鹤《霁后登唐兴寺水阁诗》)

   虽小天然别,难将众木同。侵僧半窗月,向客满襟风。
   枝拂行苔鹤,声分叫砌虫。如今未堪看,须是雪霜中。(唐·杜荀鹤《题唐兴寺小松》)

湘水似伊水,湘人非故人。
登临独无语,风柳自摇春。
(唐·郑谷《湘江亭》)

独宿大中年里寺,樊笼得出事无心。
寒山梦觉一声罄,霜叶满林秋正深。
(唐·孟宾于《湘江亭》)

   寺废苍岩耸,江回远岸明。风雷摧翰墨,岁月老丝緍。
   兀坐知茶味,闲行忘去程。长哦伊水句,回首若无情。(宋·张栻《唐兴寺湘江亭》)

   水带断矶潴,徘徊宝地初。一竿陶太尉,三字褚中书。
   潭影浮图活,钟声古殿虚。无人能说法,休笑石头愚。(清·释惟虚《唐兴寺》)

   唐兴寺后地名叫燕窝,这里曾是明代吉王曾居住过的地方,更准确地说,是他的一位“才人”徐氏女的娘家府第。王闿运在光绪刊《湘潭县志》中说:

   石嘴南曰“燕窝”,明吉府徐才人之第。徐氏号“亲重才人”,父敦临字岳石,王府书堂官;母赵氏,千户之女。今居仁、由义二巷,旧辕门也。

才人是比妃子地位要低的藩王妻妾,徐氏是第三代吉王厚 的才人而非妃子。吉王的王宫在长沙,旧传湘潭由义巷即秋瑾故居一带为“吉王故宫”,只不过是徐才人的府第。但是这个府第也非等闲了得,其所在地为燕窝,居仁、由义二巷不过是它的辕门罢了。想来这里也是吉王经常下榻之所。这个吉王后来谥为“定”,因此被称作吉定王。吉定王想为自己的才人增加湘潭的商税为收入,没有得到朝廷的允许,这是因为原有的庄田就已经够规格了,明朝对于藩王的待遇是有严格规定的,要逾制也不容易。

   清嘉庆刊《湘潭县志》对徐妃的墓葬和家世有如下的记载:

   吉王故宅:在十八总燕窝。相传明吉藩得徐妃,建宫于此。其东北有居仁、由义二辕门,其西南有故楼,沟深而固,水出金鸡桥。

  徐妃墓在三十都烟竹冲。妃父敦临,字岳石,为王府书堂官。母赵氏,赵千户之女。明吉藩王聘妃,封为亲重才人,建宫于上十八总王庄。今燕窝故基尚存。妃母赵氏墓亦在妃墓侧,均又碑阡。

   到了清末,还有一个湘潭人王启原到这里发思古之幽情,写了一首《寻明吉定王离宫遗址》的古风诗:

   长沙建国古藩封,胙土苴茅汉志同。珪锡屏藩如晋郑,宫营壮丽拟荆嵩。王孙嗣业意何索,怨苦宫门递鱼钥。将作宫仍外邸营,醟酣杯送归藩乐。专房亲重古才人,碧玉梧桐别样春。军府迟开骠骑第,书堂常得华阳亲。耽盘弥逸流无度,益户成谋冀恩数。虚欲湘潭请邸租,其如朝议难增赋。陶公山畔逼湘川,日日琼楼奏管弦。金埒夜驰唐寺月,锦帆时曳晋台烟。融风侯拂昭华琯,吴越迟回歌缓缓。神女鱼山感忽生,赵王丹阙肠堪断。翠眉清镜锁迷楼,歌舞惊鸿几度秋。楚国朝云无处所,吴宫夜雨送离愁。锦衾角枕华胥梦,洛浦明珠摇彩恫。故苑歌残乌雀啼,空池望断鸳鸯弄。国破流离别馆荒,倾夷不见鲁灵光。繁华转瞬销沉尽,只任寒鸦话夕阳。

   锦湾是唐兴寺一带风景佳绝处,历代诗人对这里的描绘已见于前面各篇。清邑人张埴,曾再一个江水盛涨的时候,乘兴登舟游了锦湾,在这里凭吊了先贤,写了了《锦湾观涨赋》,我们在这里欣赏其中的一节:

   渡客作欸乃之声,予亦耶许以助。少顷,微风倏来,鱼贯交接。柔橹疾如双翎,布帆轻如一叶。问搔首之旧楼,指潜蛟之深穴。巨石冲流,环波怒溢。下瞰江心,倒影千尺。袒赤膊以拏空,空青宵而壁立。若奔猊与饮驼声,叱咤而不绝。巍乎嶻嶪,斯湘流之砥柱也。相与拾级而上,履绝岸,陟危冈,俯仰寥廓之域,徘徊梵呗之堂。抚几动容而告客曰:是池也,乃陶桓公所韬晦,褚中令所运筹。其前则钓鱼之矶,其后则洗砚之池也。想其戮力典午,属望唐兴,一时功业焜耀而皆不可寻矣,独锦湾之晴树与石塔之禽林。事随代以俱易,地因人而愈灵。咸珍重其护惜,戒剪伐以成阴。何当时之葱茏,今直为此萧森?则兵火之灰烬,能无恨夫英雄之据争。

   清代周翼嵩所撰《湘潭竹枝词》八首,其中就有专写锦湾的两首:

万丈霞光照水红,行人争渡锦湾东。
橹声咿哑篙声歇,估客帆收落日中。

陶公片石傍江隈,俯瞰波光一鉴开。
时有渔姑飞棹去,船头打得鲤鱼回。

         来源:《湘潭风物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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